来源时间为：2022-03-08
原创万宁李卉郭亮株洲新闻网
策划万宁李卉执行郭亮
物有阴阳之分，人有男女之别。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性别的分野促成男女分工的差异，乃有氏族社会之萌芽，文明的曙光也因之初现。
遗憾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性群体在历史舞台上的亮相总是模糊一片，煌煌二十五史，多围绕男性的征伐四方、权谋诡计而展开，偶见笔触伸向零星几个节妇烈女，也是男权视角的延展，更多作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
迩来百余年，女性权利意识逐步觉醒，以往历史舞台上模糊亮相的女性群体形象越发鲜明动人，在相对公平的外部环境下，“站起来”的女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与男性群体一道竞争，并取得巨大的成就，“三八国际妇女节”也因之而来。
将历史的广角投射于株洲一隅，女性群体的自我意识觉醒显然比这城市任何一个历史命名都要来得悠久，远在人类刚从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蹒跚走出未久，历史的大舞台上便有了株洲女性的身影，尽管这身影多少有些模糊难辨，但随着时间的缓慢推移，这些模糊难辨的身影终将绽放独有的熠熠星光，照亮整个历史的大舞台。那么，就让我们从传说中的攸女开始说起吧！
攸县酒仙湖畔的攸女塑像。
壹
水，触目所见皆是水，浩浩荡荡从缺开的河堤一路奔涌到山下，绕过山间的缝隙，打着卷儿涌向视野不可及的更远方。
这时候是《尚书》里说的“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的大洪水时代，好些年了，水一直没退，原有低洼处的屋子淹得只剩屋顶显露在外，就连地势稍高的屋基也被水浸得有些松软，民众不得不向地势更高的地方转移。
在暂未被水淹到的高地上，名为涂山氏的曼妙女子望着脚下广袤无边的水域怔怔出神，视野里突然出现数个小黑点向这边移动，待得近前，却是数名体格精壮的汉子在齐腰深的水中蹒跚而行，为首那人尤为打眼，身长九尺九寸，“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戴钩钤，胸有玉斗……”（见《竹书纪年》卷上），自称名禹，是奉舜帝之命疏浚河道、治理水患的。少女的心忽然怦怦直跳，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在胸臆间野草般疯长，从此挥之不去。
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引《连山易》“禹娶涂山之子，名攸女，生余”来描摹这次极具历史意义的相遇。古人惜墨如金，意往往在文字之外，攸女生下的那个名“余”的孩子又名建，亦名启，日后禹以治水之功禅帝舜之位，启则继父亲禹之帝位，改禅让而世袭，将原始的部落联盟正式推进到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开启华夏文明的新篇章，这恐怕是彼时与禹初遇的攸女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古部落多因地而名，攸女为涂山部落首领之女多见史载。涂山在哪儿？史学家考证在今天的皖北一带曾有攸国，攸女指的是攸国女子。
不过，株洲攸县有些人却认为涂山便是攸县左近莽莽群山中的某处，攸县籍教授、重庆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所所长刘俊男先生曾撰文考证，“涂山之‘涂’古音‘余’，即攸县方言中的‘攸’音，故涂山氏之女又称攸女”，又因攸女之故，发源于邻境江西莲花公德山并流经全境的那条水流也有了攸水之名，县名亦因之而来；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吕氏春秋·音初篇》中，“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之未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南音”即指用楚地语音吟唱的诗句，“兮猗”是语气助词，表思念、感叹之意，攸县方言中至今仍习惯以“兮猗”（即“嘻咦”）之音来做语句结束时的口头禅……以此观之，攸女与攸县，关系匪浅。
尽管学界对涂山的确切地点莫衷一是，但并不影响攸县人民将攸女视为自己的家乡人，酒仙湖畔便立有攸女塑像，尽管介绍文字里有“传说”之字样，但也无妨，史载，攸女嫁与大禹后，禹为治水故，“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出《史记·夏本纪》），攸女则在家独身抚育幼子成长，这与多情而浪漫的湖湘女子在成家后含辛茹苦全身心奉献家庭的贤淑品德又何其相似乃尔？
贰
唐乾元二年（759年）九月，神都洛阳出城的官道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身后的洛阳宫殿群腾起阵阵浓烟，传闻中的宫室珍玩多少迟滞了叛军追杀难民的脚步，兵荒马乱之际，没人留意到，那个以前的广平王妃、现在的太子妃沈氏是否也裹挟在逃难的人群中，《旧唐书》中亦只好以“河南为史思明所没，遂失后（指沈氏，编者注）所在”含糊带过，尽管叛乱平定后，皇室曾持续数十年查访她的下落，却一直未果，这便给后人留下无数想象的空间。
如果不是替广平王李俶（后改名李豫，即后来的唐代宗）生下儿子李适（即日后的唐德宗），在洛阳失踪的沈氏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踪迹，毕竟天潢贵胄，身边最不缺的就是女人，乱军之中，走失个把无足轻重的女人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可谁让自己的儿子日后登基为帝了呢，母凭子贵，她沈氏想在历史上默默无闻都不可能。史载，沈氏本吴兴良家子，开元末选入东宫，太子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将其赐长子广平王李俶，未几生李适；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叛军攻陷京城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及诸皇子皇孙皇子妃皇孙妃仓皇出逃，太子李亨等皇子皇孙也在其中，而沈氏却留在长安，被叛军抓获，后囚于东都洛阳掖庭；至德二年（757年），以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等地，沈氏也在洛阳掖庭再次见到已两年不通音问的丈夫李俶。夫妻重逢的喜悦很快被紧急的军务打断，叛军虽丢失长安、洛阳等重镇，仍在黄河北岸集结重兵、虎视眈眈，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李俶还须继续征战，收复失地。历史的吊诡也正在于此，重兵在手的李俶并未派人将沈氏送回长安与儿子李适团聚，而是仍留在洛阳宫中，直到两年之后，降而复叛的史思明率军再次攻陷洛阳，沈氏就此下落不明。
株洲东郊仙庾岭上，据传是为祭祀沈氏的仙庾古庙。
尽管正史中的沈氏一直“失联”，民间野史传闻中却一直不乏沈氏的身影，株洲东郊仙庾岭，有仙庾古庙一座，故老相传，安史之乱后，沈氏辗转流落来湘，隐居于此，为周边乡民施药治病，而后得道仙去，乡人感其恩惠，特建庙以祀。得道仙去之说自属无稽之谈，然既建庙以祀，大抵彼时确有位来历不明的女子在仙庾岭周边施药医病、普济众生，至于是否就是“失联”的沈氏则不得而知，但也不是全无根据的胡编乱造，杜甫诗《江南逢李龟年》中的李龟年，原是宫廷名乐师，安史之乱后流落湖南，意外与杜甫重逢，乃有“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千古名句。李龟年能流落到湖南，焉知洛阳城陷后“失联”的沈氏不会也随南下逃难的人群流落湖南并隐居在仙庾岭呢？
或者说，株洲人民同情这位命途多舛的王妃，刻意为“失联”的沈氏续上一个相对光明的结局，至于沈氏为何对其夫、其子乃至之后的儿孙辈登基为帝后持续数十年的“诏访”不闻不问也有其内在的逻辑成因：长安初陷，包括自己的丈夫、儿子在类的大拨皇子皇孙皇子妃皇孙妃跟着老皇帝一起连夜出逃，自己却被留在宫中，又不幸身俘，在洛阳掖庭关了将近两年；好容易等丈夫率军打下洛阳，丈夫却没将自己送回长安与儿子团聚，而是继续留在洛阳，直到洛阳再次失陷……所谓的夫妻情笃，恐怕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帝王之家，又有多少爱情可言？感情基础既不复存在，便是贵为母仪天下的皇后、皇太后又有何意义呢？所以，终不如隐居乡间，施药医病中所获乡民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自能慢慢抚平过往的创伤，那冰冷无情的帝王之家，实在是没有再回去的必要了。这样的“觉悟”，不正是无数湖湘女子爱憎分明的个性所在？在某个层面而言，不也意味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而对包容大度的株洲人而言，是不会吝于将这样个性鲜明的女子视为自家儿女的。所以，沈氏隐居仙庾岭施药医病的故事才会在株洲代代传诵，那座后来改建的仙庾古庙也将这段故事刻石为记，以为后来者知。
叁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株洲北郊九郎山脚下的王家大屋，这座历时数年建成、占地十数亩的豪华乡间别墅终于迎来了它的女主人——19岁的秋瑾。别墅系身家巨富的王家为避战乱而修，此刻便成了秋瑾与丈夫王廷钧的婚房。
九郎山下的秋瑾故居。石峰区委宣传部供图
在这座后来被秋瑾命名为“槐庭”的中式庭院里，秋瑾前后生活过七八年，既有新婚燕尔的夫妻情笃——好友王时泽以“伉俪甚敦”来形容这段婚姻——亦有与丈夫心灵不够契合的苦闷，这个印象来源于弟弟秋章宗的评价，“伉俪不甚相得”，姐夫哥虽“风度翩翩”，但“状貌如妇人女子”，自然与“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姐姐难有共同语言。两个彼此对立的评价并不矛盾，婚姻生活本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琐碎庸常的柴米油盐与大相径庭的个人志趣往往纠缠太紧、难分彼此，更何况彼时的湖南“开全国风气之先”，维新思潮风起云涌，必然影响素有大志的秋瑾，尤其是在随捐官的丈夫王廷钧北上京城赴任，亲历庚子国难，睹山河故园之变，发出“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的呼喊后，终于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东渡日本，走上国人耳熟能详的革命之路。
也就在秋瑾赴日后的次年，时任湖南巡抚端方令各县遴选女学生送日本留学，通过考试选拔，共20名女学生获得首批官派赴日留学的资格，其中，就包括醴陵的张汉英和王昌国。让端方没有想到的是，这批被自己寄予厚望的女学生，在赴日后，大多走上排满革命之路，成为埋葬老旧王朝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也是清末民初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和执行者。
这批女学生赴日后被统一安排在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速成师范科学习，巧的是，先期到日的秋瑾与好友唐群英（衡山人，辛亥革命功臣，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亦在此学习，故国千里，地域的接近感让张汉英、王昌国等与秋瑾和唐群英很快成为好友，学习之余，常常结伴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思想也渐趋向排满革命，尤其是张汉英，不但报上撰文鼓吹革命、呼吁女权——张有文名，亦是清末民初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早期成员，醴陵籍同乡、报业巨擘傅熊湘赞其“颇以诗称，佳者乃似浙江秋瑾，顾常将大言，不甘作女儿态，去温柔之旨殆远矣”——更是身体力行，多次与唐群英等潜入国内策动会党起义，辛亥革命期间，又与唐群英一道成立“女子后援会”，向社会各界募集起义所需物资钱粮，更难得的是胆色超群，在丈夫李发群因策应萍浏醴起义事泄入狱之后，只身以门生之礼拜会已擢升为两江总督的端方，愿代夫入狱，以换李发群出狱就医，尽管未获允许，感其赤诚的端方还是命狱卒解除李发群枷锁，并转至其他条件稍好的监狱就医。
相形之下，王昌国显得内敛一些，速成师范科毕业后短暂回国一年，创办醴陵最早的女子职业学校，而后再赴日本入东京女子高等学校师范科继续深造，并与同好创办“中国留日女学生会”，以互帮互助之法解决远渡重洋、游学异国的女学生们的实际困难，直到辛亥革命后回国，与唐群英、张汉英等一道，继续为女性权利鼓与呼。
1912年4月，在唐群英的倡导下，辛亥革命后各地蜂拥而起的女性社会团体决定合并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呼吁“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女子参政”的宗旨，时为湖南女国民会领导者的王昌国积极响应，并当选为教育部长，张汉英则为总务部长。也就在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公布，其第二章第五条“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之下，只称“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恰恰不提“无男女之别”，显然是对女子要求参政权的敷衍处理，女界代表自然不允，据理力争，一封封火药味浓烈的宣言、电告似檄文般投向包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内的政商界巨子，舆论为之大哗。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北京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由于反对党纲中未将“男女平权”一条列入，以唐群英、王昌国等为首的女届代表十数人赶到会场抗议，厉声斥责大会主持人宋教仁，宋支吾不能对，惹得这帮女届代表怒而冲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