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期，滇缅公路是联系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唯一运输通道，彭桂华是这条生命线上的运输兵
老人唱起那曲抗日歌，忍不住哭了记者徐滔摄
老兵档案
彭桂华，男，1920年9月16日出生，抗战期间任国民革命军军政部暂编汽车团运输兵，现住茶陵县下东街道办事处黄堂村17组。
记者徐滔实习生匡小凤
“日本鬼子真可恨，二十一条无人道……”
8月1日上午，95岁的彭桂华坐在轮椅上，面对来访的记者，断断续续唱起当年部队里最流行的歌，眼神突然变得明亮起来。
“父亲30多年没唱歌了。”彭桂华的儿子彭春生说，父亲曾和他讲过一些抗日的事，但他事多，没仔细问过。
三个小时的采访，老人时而激动、时而悲伤，思绪在几十年前的烽火岁月里回荡。
“当年我是知识分子”
彭桂华家中三兄弟，他是最小的一个。
“家里没钱，读不起书。”老人回忆着，他的两个哥哥，都没有进过学堂。他9岁时，家里卖了几担谷将他送进了当地私塾。
“那时候绝大多数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晓得写。”他说，他是那时的知识分子。
读私塾六年，因无钱而辍学。
恰好那时，贵州省公路处汽车修理总厂到他们私塾招学徒工，他毫不犹豫报名并最终成为修理厂的一员，一直干到19岁。
“汽车有没有毛病，我听下响声就知道了。”老人对他的修车技术信心十足。
惠通桥炸毁的那一瞬，他的车刚好通过
1940年，彭桂华20岁，参军入伍，成为军政部暂编汽车团的一名运输兵。
“我会开车、修车，是部队的宝贝。”老人说，当时日军将中国的海上通道全部隔断，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唯一运输通道就是滇缅公路。
老人回忆着说，缅甸公路弯多路窄，两边都是深沟和大江，稍有不慎就可能车毁人亡。更糟糕的是日军的飞机经常飞到这条路上轰炸，很多军车被炸飞、战友被炸死。
“我是最幸运，完全是从鬼门关上捡回了一条命……”老人说，他永远忘不了滇缅公路惠通桥炸断的那件事。
“那是1942年5月初的一天。”老人回忆，他们车队从缅甸仰光出发，运送物资到达了惠通桥西侧，一路上都是难民和溃退的士兵。因人多、车多，车队前进十分缓慢。他驾车快过完桥时身后突然枪声大作，回头一看，桥对面一片混乱，日本鬼子也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向大桥发起猛攻，准备夺桥。
“守桥的士兵拼命朝我们打手势，意思要我快点过桥。”老人说，他估计要炸桥了，猛加油门，将前面的车撞了一下，前面的车也加大了油门猛冲。当他刚到岸，几声巨响传来，雄伟的惠通桥瞬间就被炸成几截沉入怒江。
“战争是很残酷的。只要晚过惠通桥一秒，我就被炸进怒江喂鱼了。”老人说，当时桥上仍有他们的战友和军车，但这些人和车却永远沉入了江底，没了生还的机会。
而他的车辆是通过惠通桥的最后一辆。
“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日本鬼子。”老人说这句话时，眼含泪水，他说自己无数战友都牺牲在滇缅公路上了。日本投降后，他们遇到过投降的日本兵，他们全班战士都要上前去杀了这些日本兵，被他们的长官制止了，长官说，中国是大国，大国有大国的胸襟。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晚年的幸福生活”
老人子女很孝顺，他晚年很幸福记者徐滔摄
日本投降后，老人去了湖北汉口公路总局、河南公路局从事修车和开车工作。
茶陵解放后，老人回茶陵务农，结婚成家生子。
39岁时，茶陵县林业局下属的高龙采伐场需要懂内燃机和机修维修的工人，他顺利进入该场，后在八团采育场工作直到退休。
老人现在每月退休金2100元左右，有4个子女，和大儿子彭春生一起生活。
2012年，老人不慎腿骨摔折，依靠轮椅行动。
老人现在身体尚可，每餐能吃两碗饭，二两酒。
“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晚年的幸福生活……”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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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闻，学历史
1942年5月5日早上，怒江峡谷西岸的滇缅公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车辆和人潮都涌向怒江上唯一的通道——惠通桥。一周前，日军突袭缅甸腊戍，切断中国远征军后路，并一路追击进入云南。谁也想不到，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尾随而来的日军先头部队已乔装混入难民中，准备乱中夺桥，打开中国大后方的后门。
惠通桥上一片混乱，争先恐后逃命的人群与车辆各不相让，已超负荷的吊桥剧烈晃动。守桥的中国士兵鸣枪警告，日军却误以为行踪暴露，立即发起攻击。千钧一发之际，守军引爆了预埋的炸药，大桥轰然坍塌，桥上车辆、百姓也坠入怒江波涛中……
这是中国抗战最危险的时刻之一。如果惠通桥失守，日军跨过怒江天险，长驱直入十天左右可以打到昆明，然后进攻重庆。但在那个决定性的瞬间，历史的天平偏向了正义的一方，惠通桥改变了中国抗战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