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浙江商人的商会做得红红火火，不甘人后的秦商也打算试水商会，“学习浙商，希望大家能抱团做事”。而建立好与地方政府的亲善关系，是各地商会的共同目标，不用学也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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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是一个爱谈也很健谈的人，他穿梭在各种论坛中，媒体中时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听闻他的见解。2013年北京陕西商会换届大会上，陈宏从冯仑手中接过会长一职，做起了北京陕西商会第三任会长。
三年前，陈宏和冯仑、张朝阳、爱国者的冯军、张维迎，当时团中央书记陆昊（现任黑龙江省省长）吃了顿饭，饭桌上的主题是怎么把商会做好，如何把在北京最优秀最有名的企业家聚拢在一起参加商会。陈宏等人就是在那个时候集体参加的北京陕西商会。从第二届开始，真正有名望的企业家开始进入北京陕西商会。由于冯仑的名望，大家推举他做了第二任会长。
陈宏第三届北京陕西商会会长，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执行长，留学美国州立纽约大学石溪分校，1996年成立网络漫游公司GRIC，公司于1999登陆纳斯达克；2000年成立华源科学技术协会，以帮助中国人在美国主流社会成为成功商人。
北京陕西商会每三年一换届，6年前，在京的陕西商人在北京组了个圈子，会员70多个。“当时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也没多少会员，只是一个很小的协会。”陈宏回忆，秦商们组建商会是受了浙江商人的影响。无论是陈宏、张朝阳还是冯仑这些陕西商会的骨干，他们和浙江人都打过不少交道。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曾多次参加浙江商会的活动，9月26日，他被湘商大会邀请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商会发展论坛。给他印象特别深的，是浙江商会和福建商会，尤其是浙江商会，浙江商会下面有温州商会，迟福林去过的省份，几乎都有温州商会，“温州人打天下，它能够把商业的力量联合起来集中做事”。
迟福林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提到浙商，财经评论员叶檀也是刮目相看，叶檀是上海人，与浙江地缘很近，文化相通，浙江是她常去的地方，特别是最具争议的温州，她的文章不少源自这个中国民营经济做得最红火、影响最大的热土。“浙商现在能量很大，他们已经分流到县、市一级了。他们在项目的筛选，尤其在融资、互相帮助这个方面的力量都不可小觑，可以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浙江人就利用体制缝隙，游历于全国大街小巷，从事着修鞋、补伞和小商品的贩卖，那个时候，还没有商会这样的组织，他们是串街走巷的个体户，离乡背井的外地人。到了上世纪90年代，浙江人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开始了产业升级，外贸加工、原材料采购。做大了的浙江人开始聚集、抱团，“温州街”、“台州街”、“义乌路”，各种带有浙江特色的群落开始在全国出现，温州商人率先组织商会，把温商的牌子打向全国，“有苦有处诉、有愁有人解、有难有人帮、有事有人助”。近年来，浙江商会开始结合政府，与政府相互助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政商一体化的商会模式。政府主导，企业主事。“政经一体，官商结合是它的最大特点。”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于为友教授对浙江商会这样评价。
商会活动邀请人的名录里，总有政府官员的身影。比如这一次北京陕西商会的换届会议上，新任会长陈宏对陕西省政府、省政府驻京办事处表示了感谢，而陕西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经联信息处副处长冯晓君亲任副会长。
政府介入商会，湖南也不甘落后。2013年9月26日，在湖南株洲举办的湘商大会，湖南省政府干脆将商会活动办成了项目合作洽谈会，在商会活动上搞起了现场签约，湘商大会因此成为地方政府的聚宝盆。当地媒体对这次商会活动的报道更是大张旗鼓，直接以签了多少单子彰显业绩：“9月26日，2013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暨湘商大会在株洲开幕，来自国内外的47个代表团、异地商会和湖南各市州及株洲市各县市区组团共1000余名客商参会。开幕式现场签约重大项目93个，总投资766亿元。”
对于商会活动变成政府的招商引资，叶檀并不感到意外，“政府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政府直接在做，一些政府部门也在做，很多地方都有考核指标。”
陈宏执掌的陕西商会，同样与地方政府相处融洽。陕西商会经常接触各省的领导，省长、书记都有，他们经常聚餐，有时商会可以帮助介绍、引荐一些大的企业投资陕西，地方政府部门找不到的人，通过商会很容易找到。“昨天晚上参加完换届大会，我就去另外一个朋友家里，商会的几个老大都在。我跟他们讲，省委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吃个饭聚一聚，看看我们陕西有什么机会，他们很赞同。”对陈宏来说，企业家和政府两边都有他的朋友，他和冯仑认识的一线企业家太多，资源算得上是顶级的。在北京陕西商会的名册里，记者发现刘永好、柳传志都被拉来做了商会咨询委员会的顾问，“当然很多跟陕西没有关系的企业不太好拉过来，但是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陕西企业家，特别是冯仑，还有布长集团董事长赵涛，他们愿意为陕西做贡献，把自己的资源给陕西，可以满足地方政府的需求。”
秦腔汇，秦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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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商会影响力，陕西商会已经将商会的地缘范围扩大了。刘永好和柳传志都不是陕西人，他们也被拉进商会领导层担任职务，除了壮大声势，还能从他们身上到更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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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的商帮都以同乡为纽带。叶檀以广东商会为例，“广东人在外面经商，把商会当娘家，如果融资有问题都通过商会来解决。现在他们的商会有自己的微信群，有自己的网络平台，有自己媒体，信息传递很发达。他们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会长，因为会长都是大公司的，商会跟地方的政府关系都比较好。”
对此，迟福林也有同感：“中小企业有商会的需求，他们可以借助商会的平台了解更多的信息，资源。大企业也要利用商会，他们要扩大影响力也必须借助商会，这些是相互需求的。”
陈宏说：“我们把在陕西出生、生活和工作过的人都算作陕西人，这个范围就大了。在陕西工作过的人很多，以前插队的知青在陕西的也都属于陕西人。另外就是在陕西有重大投资的，就是陕西之友、商会之友，其中特别有名的我们就拉到顾问委员会，比如柳传志，他在陕西念的书，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校友，刘永好，在陕西有很多投资。”
“这个平台把大家粘在一起。为地方和企业家搭建桥梁。这不是说一年两三个活动，或者开个会就可以解决了。”商会就是建立一个信息平台，在这个信息平台里，投资项目可以看得很清楚，会员们觉得在这个商会里有点收获。例如冯仑价值三百亿的西安立体城市得到不少企业家的看好和投资，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刘永好，就是冯仑在陕西商会做会长期间拉进去的咨询委员会委员。
商会另一个作用是把一些有号召力的优秀企业家聚集在商会的最顶层，“冯仑是很典型的，他做会长的时候北京陕西商会发展得很快，就是因为他来挑头，我们大家愿意干。冯仑现在把会员做到六百多，我打算三年后突破一千。”对于商会的未来，陈宏显得信心满满。
经过三届磨砺，陕西商会的体制架构已经确立。“你可能体验到我们陕西商会的选举都是很严肃的，这个程序很严谨。”为了处理好新老会长之间的关系，陕西商会设定了一个会长，退下来的就做名誉会长，比如刚刚退下来的冯仑，他的头衔由会长变成了名誉会长。”而常务副会长就是配合会长工作的，是下一届的会长候选人，除非犯重大错误或者不愿意干了。”如今，北京陕西商会设了二十多个副会长，个个都是在京名企精英。“在第二届冯仑的带领下，我们把很多在北京优秀的企业家聚拢起来，你能想到的人都在我们商会里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京秦商，有实力的企业家百分之百都在里面。”
张增科新疆陕西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乌鲁木齐新亿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年致力于促进陕西和新疆两地经贸合作。
张增科在受邀参加北京陕西商会换届大会前，他接待了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杨凌示范区经济合作恳谈会。恳谈会上军人出身的张增科忙着回答两地地方领导的咨询，他自己也成为嫁接两地经济关联的纽带。“在2012年11月举办的第19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贸代表团首次正式组团参展，自治区钱智参副主席亲自带队，现在，举办经贸合作恳谈会，目的就是进一步增进了解，扩大交流，搭建合作共赢的平台。”张增科对自己企业家兼联络人的角色颇感满意。
北京陕西商会的常务副会长郭家学更是一个经历曲折的人，白加黑，是他的得意之作，5年前，被称为医药狂人的郭家学走入人生低谷，将白加黑转让给了德国拜耳，东盛科技失去王牌，郭家学饮恨商场。事实上，在转让之时，白加黑的市场正如日中天，突来的变故，源自东盛科技资金链断裂。“如果不是家学将钱借给政府，他肯定是中国首富之一，一百亿到一千亿的级别了。”对于郭家学曾经遭遇的不幸，陈宏表示惋惜。
如何帮助会员，如何处理好会员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郭家学的经历，让商会的互帮互助成为商会关注的焦点，这是商会应当承担的职能，也是商会将来面临的一大难题。
搞商会并非中国专有，现代商会的来源是西方。近年来，海外在华商会与中国本土商会发展同样迅猛，呈现出治理结构更合理、管理与活动更人性化的特点。华南美国商讨会，就是众多西方在华商会的佼佼者，已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外事商会。
洋会长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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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巴马弟弟到中国地方政府领导，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把政府公关做到了极致，哈利就是这样一个不拿酬薪只干活，忙于四处融通关系的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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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日，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被美国商务部授予“促进商业和平奖”。华南美国商会的辖区和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辖区一样,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采访时，哈利的身上携带着奖章。这个奖项是在1790年由托马斯·杰弗逊设立的，至今获奖者不超过20位,是美国商务部授予公民的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