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赛亚丁（HarleySeyedin）担任华南美国商会会长至今已十年有余，大力推动中美贸易发展，并将美商会在华南地区的会员从200家发展到2000多家。2013年4月，哈利获得美国『商业促进和平』奖章，成为美国商务部授予公民的最高荣誉的获得者。
哈利来中国已经22年，因为太太是中国人，哈利也从美国来到中国居住和工作。
哈利的公司开始时只是华南美国商会的一个会员企业。后来,哈利当选为会长,他不受薪，将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商会。这个过程,尽管很累，但他很乐意，很开心。10年前，华南美国商会的会员仅仅只有211家，现在已经超过2300家,规模翻了10倍，哈利的会长也当了10年。
华南美国商会的会员增长这么快，说起来没有什么秘诀。和中国的商会一样，在哈利眼中，“美国商会不过就是会员需要的一个强大的组织和平台，为他们提供服务和一些投资机会，以及解决一些商业方面的问题。”哈利和他的商会经常与中国的商会交流、沟通。无论是广东、广西、福建省以及中央政府，他们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哈利是广东商会的名誉主席，也是深圳商会荣誉的副会长。
华南美国商会会员中有70是美资企业，25是合资企业和跨国企业，5是一些高素质的中国企业。宝洁公司就是他们的会员企业，几乎在华南地区的世界500强，都是他们的会员企业。哈利介绍，“对于会员企业来说，一般只会加入两个商会，一个是他们本国的商会，另一个就是华南美国商会。”
作为会长，哈利最欣慰的是看到自己的员工是一群忠诚于美国商会的人，他们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才华横溢、能力卓著，同时，他们也是非常勤快的一群人，彼此之间相处得很好，就像一家子一样。对于会长的责任，哈利描述：“如果你管理的商会工作团队每天都非常开心地工作，那么效率会更高，能够为会员企业做出的贡献也更多。”
事实上，在华美国商会已经与中国本土商会的功能相似，这或许是投资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美国本土商会组织的功能就跟中国商会不一样，叶檀介绍：中国的商会是解决一些很实际、很具体的问题；而美国的商会基本上像一种游说组织，在国内是一股很重要的政治力量。
美国商会进入中国，也学会了与政府建立亲善关系。今年9月8日晚上，华南美国商会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派对，这是一个年度酒会，商会邀请了美国的乐队演奏，哈利会见了福建、四川、重庆的政府领导。
华南美国商会有个会员值得一提。奥巴马的弟弟马克先生也是哈利会长的老朋友。2002年马克来到深圳，当时哈利就与他相识，并成为了好友。自此之后,马克对商会的活动都非常支持，尤其在慈善事业方面。马克来到深圳之后,和一个孤儿院签订了协议,每个周六都会去那里义教钢琴。平时，马克和华南美国商会的很多活动联系都很密切。“马克的学术背景也非常好,他的本科是物理学位，还获得过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硕士学位。马克能够写和读中文,他看了两遍《红楼梦》，还出版了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书。他会写中国的书法,也是一个演奏团的钢琴师，他有一颗慈善的心。他当然也是华南美国商会的会员。”哈利为能有这样一位会员感到荣幸。
中国化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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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不同，企业文化不同，中外商会活动的侧重点就不一样。美国商会进入中国，面临中国化的选择，而中国商会同样也有国际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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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市场这个大染缸里，美国人的关系网比中国人的似乎更强大、更灵活，他们的活动，也体现出人性化的特点。从这个方面看，中美两国的商会各有侧重点。
提到商会活动，中美商会有不同的侧重点。陈宏的陕西商会每年都有年会，年会下午有论坛、吃饭。“除了年会，我们会跟其他商会会长之间的互访，一起去各个地方，这就不局限于去陕西，还包括我们到重庆或者别的地方去。”
美国商会组织的活动更娱乐化和亲情化，这是企业文化的不同决定的。除了日常的商务活动，华南美国商会有自己的棒球联盟，每年有大约300位4到17岁的小孩会参加到棒球联盟之中。赛季在天河体育中心举行，每周六都会在那里打棒球。他们的家长中有70位会担任教练，义务教孩子怎么打棒球。商会会提供一些队服，鞋子和一些必要的装备。“在每个赛季结束之后，我们就会举行一个盛大的夏日烧烤派对，会邀请到这个赛季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玩。整个赛季和最后的派对筹备工作相当繁重。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收获不少,也玩得很开心。”哈利介绍。
2013年美国总统大选，华南美国商会在广州富力君悦酒店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活动，“商会请一些中国朋友来猜一下谁会当选，他们大多数都猜奥巴马会当选。我个人本来是倾向于罗姆尼，但我猜奥巴马会连任。我在共和党中有非常多的好朋友。包括小布什，老布什……”
在现场参与竞猜的人群中，其中一位猜中的幸运儿，得到往返美国的机票。“这对于中国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体验美国文化的机会，能够更了解美国。”哈利已经令商会具备了促进中美民间交流的功能。
美国商会进入中国，面临中国化的选择，而中国商会同样也有国际化的需求。在迟福林看来：“中国是一个大池塘，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在海外有投资，他们愿意通过商会的形式来了解国内的市场行情，借助商会的平台实现企业实现不了的。中国是大市场，这个市场依然存在，不会削弱，这是海外华人华侨、海外的企业来参与的最重要的渠道，这是国际化第一步。”
迟福林特别提到，国际合作的增多使一些商会活动涉及国际交流，甚至跨国官司。“目前福建商会正在做一个工业园区，几个企业联合起来走出去，今后这种企业联合走出去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多。此外，一个企业的国际交流也跟外面去打交道，甚至打国际官司。这样单个企业可能很困难，通过商会可以促进这以层面的国际交流。”比如福耀集团董事长、中国侨商会副会长曹德旺，在2001年—2005年福耀对美国反倾销官司中,他带领福耀团队历时数年,花费一亿多元,打赢了这场举世闻名、旷日持久的官司。
辜胜阻改革要让政府向商会放权
走出中国最大的官办商会—全国工商联，辜胜阻呼吁商会应该办成市场化的中间组织，将商会办成介于政府、市场的『第三只手』，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助力。
辜胜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浙商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经济学家。
“商会比政府更懂企业。”面对记者的提问，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如是说。
从经济学的视野来诠释，辜胜阻认为商会是市场经济体系中“合纵”、“连横”的治理机制，起着承上启下的“平衡器”、“协调器”和“保险阀”的作用，具有政府不可代替的多层面经济职能。“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商会放权。”
辜胜阻曾作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和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考察了东欧国家的商会，与韩国、日本的商会界人士进行了交流，他还考察过美国商会，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商会。他感言：“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代表商人利益的商会，也离不开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政府要协调平衡两者利益，使其共生共荣。”
浙商，是辜胜阻关注的重点。他将浙江比作中国民营经济的风向标。在他眼中，浙商的地位举足轻重，“浙江块状经济的发展和集群式创新模式对于中国民营经济‘集群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示范作用。浙商注重群体发展，强调产业的‘扎堆’效应和创业者之间的‘扎团’理念，强调共生共荣。这种区域文化大大促进了产业集群和块状经济发展，形成了民营企业集群式创新的新模式。”
商会要承担中观管理职能
记者：作为长期研究我国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学者，请你从宏观层面解读一下商会的作用？
辜胜阻：商会具有强化社会管理、弥补政府“失灵”的作用。要推动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过去的“政府—企业”的二层结构必须转变为“政府—市场经济中间服务体系—企业”的三层结构，政府职能要由“全能政府”和“利益政府”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限政府”和“中性政府”的转变。政府要改变“大包大揽”的格局，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要弱化政府微观、中观管理职能。政府在转变职能中让出的治理空间，可由包括商会在内的社会中间组织加以承接，以避免制度上的“治理真空”。
商会具有提供社会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如果把政府作用的领域叫“公域”或“第一域”，企业活动的领域叫“私域”或“第二域”，那么作为公权补充和制衡的协调个人和群体、群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商会，则是“第三域”或“志愿域”。商会天生就是市场竞争和秩序规范的仲裁者。企业之间遇到纠纷往往“上法院，似乎不值；找政府，似乎不管用；上门打一架，似乎不妥；就这么认了，似乎太窝囊”。商会是内行人管行内事，局内人管局内事，对会员纠纷能够有效地自行调解。同时，商会也可以组织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对话活动，在工商、税务、金融、行业准入、权益保护等众多重要话题上反映民企的呼声。
记者：你将商会喻为“平衡器”、“协调器”，他们对构建新型劳动关系、对新社会阶层自律和维权有什么意义？
辜胜阻：商会是劳动关系的“协调器”，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劳动力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构造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引入国际上通行的“三方协调机制”，建立由政府、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组成的三方协商机制，形成企业与职工的双赢局面，都有重要意义。
商会也是利益“平衡器”，有利于新社会阶层自律和维权。商会是行业自律组织，市场秩序由无序到有序需要市场组织内部的自律。作为组织的力量，商会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提高发展素质。同时，商会还应具有他律性。通过对市场主体行为实施监督，为国家立法提出全行业的共同意见和建议，如通过参政议政和学术研讨等，影响公众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为同业企业进入市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准入规则。
记者：商
